茶山村被授予中国古村落称号,是目前广东唯一一个。叶繁荣摄
“古村落已很难延续了。”厦门大学建筑系教授戴志坚利用几年时间,走访调查福建省内40个古村落,之后得出这一结论。上周末,“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广州花都举行,戴志坚的观点引来了学者们的关注。
戴志坚认为,首先,古村落代表的是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思维,今日社会很难认同。其次,古村落建筑的材料是土木结构,今日是钢筋水泥结构,建筑材料很难相通。第三,各级政府急功近利思想和开发商的推波助澜,使矛盾更加激化。第四,老百姓急于改变生存现状,出现了大量空心村和城中村。“在当下,保护和发展古村落太难了。”戴志坚说。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说法是,中国古村落大概有5000个,但受到保护的大约只有100余个。此次研讨会上,花都区炭步镇正式被授牌为“广东古村落文化保护基地”,广东省梅县水车镇茶山村则被授牌为“中国古村落”,它成为广东的第一个“中国古村落(客家民居)”。
不少国内民俗专家指出,虽然中国各省都进行了古村落的普查工作,还向不少古村落授予省级或国家级古村落的称号,但目前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并没有现成的“良药”。
广州城中村成“重灾区”
提到古村落,当大家把目光投入到偏僻古巷时,民俗学家们却提出,靠近城市的有开发价值的古村落,如今都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典型就是广州的城中村。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汤国华指出,一些城中村改造,除了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文物保护单位外,所有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将全部消失,成为古村落保护的“重灾区”。他说,以广州猎德村为例,农民住进了与现代城市高层住宅一样的新民居,而公共祠堂、寺庙等却被拆除集中重建,这样的“城中村”开发模式,无异于全村拆除。
“如果政府不参与,古村落会很快消失。”中国民协副主席曹保明告诉记者,他在考察中发现,许多古屋持有者的保护意识非常强,他们出国后,把在海外挣的钱用于古屋的修缮上。政府应该对古屋的居住者和持有者予以重视,加强他们的自主意识。
古村落不能建成博物馆
“每个古村都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博物馆,许多民间工艺,如石雕、陶雕、木雕、彩绘等,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工艺。”曹保明说。
近年来,不少古村落都进行了整体保护开发,或规划为博物馆向外界开放。比如,广东梅县南口镇侨乡村聚集着31座清末民初兴建的百年客家围屋,曾一度拟规划为“客家民居建筑博物馆”加以开发,却引来学术界不同的看法。
“目前一些古村落中的古民居无人居住,便被弄成博物馆,把其他地方的桌子、椅子搬过去,装饰成不伦不类的样子。”曹保明提出,古村落的这种“博物馆现象”不可能真正保护这些古村落。“保护古村落,一定要以挖掘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为基础,而非从别处‘拿来’。真正的开发保护要使得古村落的发展在自身的形态中展示背后的情感美、仪式美和文化美,而不是装饰它、打造它,要谨防过度开发。”
冯骥才认为,古村落在开放保护中缺少有生命力的内容区填充。“我们到过许多古村落,但进去以后觉得很空洞,只有一层皮,里面没有东西。一种非常深厚的文化遗产变得很空虚了。”
古村落文化面临“断代”
“中国古村落文化最危险的是‘断代’,如果连古村落的居民都不知道其历史,那么古村落文化也岌岌可危了。”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曾应枫认为,文化传承人是村落文化的保护者,村落文化多是一代代人通过口传身授传承下来的。
“很多古村落都有一批老人被称为‘长老’,少数民族则称为‘酋长’,他们往往是古村落生命的延续者。”曾应枫认为,村落文化多是口传身授传承下来的,如广州珠村等地的“乞巧文化”曾一度消失,但1999年,在中断近半个世纪后,珠村4位古稀老人率先带领珠村妇女施展巧艺,在村里小祠堂恢复“摆七娘”,后来“乞巧节”就越过越红火了。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陆元鼎则从学理上指出研究古村落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宗族文化载体就是村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除官方记载以外,绝大多数蕴藏在村落里。古村落就是民间历史的载体。”他指出,城市建设得越快,古村落毁坏得越快,因此,“保护有传统机理和传统文化的古村落”特别重要。
曹保明则提出,保护古村落要注意挖掘静态美背后的“活态美”,“活态美”指的是古村落自身的生活情感和生活仪式,比如绝活和手艺。要挖掘古村落本身的仪式,这个仪式指的是古村落自己的节日,是除四大中国传统节日以外的,如花都区炭步镇水口村的“投灯节”、揭阳市渔湖镇长美村的“抢老爷节”等都值得保护。“古村落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就是它自己的节日,传统节日才能使古村落真正活起来。”曹保明说。
南方日报记者李培实习生文秀维通讯员陈益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