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庆朵云轩举办“红色记忆”专场拍卖会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记忆往往与“红”联系在一起，“红色”所寓意的革命、集体狂欢、甚至“教条”气息都已经在这一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文革”时期的红色革命题材到当代艺术的政治波普，红色记忆被反复书写。今年恰逢“五四”运动9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伴随着一系列纪念活动，在收藏界已经有所复苏的红色收藏再成热点。10月15日，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组织策划，朵云轩拍卖公司承办的“红色记忆”专场拍卖会上，将亮相国画、油画、宣传画、年画、版画等多种样式的“红色收藏”，再次唤醒人们对那段岁月的记忆。
“红色题材”
或成拍卖新宠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很多艺术家都将创作激情投注在红色题材的绘画上，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服务期”——为社会及政治而画，比如陈逸飞曾与他人合作创作了政治宣传画《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以及后来较有名的《开路先锋》，那种夸张的形体和动作造型，明亮的背景，都为了衬托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而这也完全符合当时政治宣传画的需要。在当时，不少画家为了得到出版社的“刮目相看”，画一些样板画成为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开拓艺术之路的敲门砖。
创作于“文革”时代的绘画作品在今天似乎又成为了拍卖行的新宠，2005年，各大拍卖行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红色题材专场，并试图打造“红色”的拍卖品牌。1995年嘉德秋拍中，颇受人们关注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以605万元的高价成功拍出，自此算起，红色题材油画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从少人问津到蜂拥而至，“红色”作品的春天似乎有了复苏。
回顾“样板美术” 高、大、全为人物特点
据专家介绍，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经典油画的大量创作，应该是在1949年之后开始，并在“文革”期间发挥到极致。
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以苏式写实主义为框架的绘画作品，创造了一种“高、大、全”和“红、光、亮”的艺术模式。绘画成为革命宣传工具的一种，特别是在“文革”宣传画中，革命现实主义的语言模式将作品中的无产阶级形象英雄化和完美化，“有力的拳头”、“巨大的钢铁制造”、“听毛主席的话”等主题，涵盖了从宣传画、木板年画到窗花的所有视觉图片，而工农兵张开双臂热切迎接“红太阳”的造型成为政治宣传画中的最常见构图。上世纪70年代的国画和版画虽多采用线画结构，借鉴西方写实的造型方法，但在布局上仍是戏剧场景化的构图，沿用的是苏式写实主义的典型模式。
最具有“样板美术”特征的作品为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 上展出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该画塑造了青年毛泽东身着蓝色长袍、臂夹红雨伞的形象。1968年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行并随报赠送彩色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各省、市报纸也纷纷效仿。据称，《毛主席去安源》的总发行量达到9亿张以上。而“红色作品”的盛行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领域。
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毛泽东号召艺术家向民间艺术中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喜庆情调和鲜丽明快的风格学习，这是以大众化和普及性的美术作品为目标的，因此，在延续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中的左翼传统之外，吸收了民间美术的技法，像剪纸、木刻版画等以线条简单、粗粝的表现手法取胜，黑白色彩配以革命的“红”，具有一种“革命纹饰”的重要特征，既可以大众化，也可以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性。另外一种重要技法则来自于民间年画，它们可以出现在批判墙报上，或成为黑板报上的题图、插图，作为节日装饰品，年画的喜庆和鲜丽调动了人们集体狂欢的神经。
这种风格特点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美术技法和风格的介入，使这些作品成为最主要的变革对象，在审美疲劳的综合征到来之后，新一代的年轻画家走上了反叛传统绘画的道路，实验绘画才开始独领风骚。
当代艺术中的“红色记忆”
在当代艺术潮起潮落之后，这些曾经铺天盖地的作品又一次变得“吃香”，这也与艺术市场的起落不无关联。
可以这么说，“红色记忆”混合着一种“集体狂欢”式的回忆从未泯灭，并以极端张扬的姿态再现于当代艺术：从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开始，在毛时代老照片的灰暗底色上，毛像章和红袖章暗示着“文革”的背景，千篇一律的木然表情，排列整齐的家庭成员，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也未曾因为时间的涤荡而丧失；吴山专的装置名作《红色幽默》（1986，杭州）则采用了“文革”时期的标准色——红、白、黑，将整个屋子装点成“大字报”的样子，直接点明了“红色”的语境；像岳敏君、方力均们的咧嘴大笑和泼皮姿态里，无不沿用了“文革”宣传画中的造型特征。
谁也不曾料到，对历史的一次戏仿也能成为资本炒作的一个噱头，并在某一天大行其道。
对话收藏者
现在的专业版画家少了
在1980年代，上海的古玩市场最有名的要算东台路了，堪称上海的“琉璃厂”。1985年，还是一个年轻工人的倪敏凯从机电厂辞职，自己单干，成了个体户，没事的时候常去古玩市场兜兜转转，1988年开始瞄准了“红色收藏”。“我发现那些‘文革’宣传画多数都是店主随意收购得来，放在不起眼的地方，品相好一些的大概500－1000元，就收购了一些。但根据当时的物价来说，也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倪敏凯所说的那些宣传画包括当时贴在商店里的“三尺柜台春意浓”、讲述工人故事的“师徒传技”、每家人家都有的毛主席画像，还包括描述慰问战士、码头夜景、纺织女工、冶金矿山、运煤等劳动人民的朴素生活的作品。
“大炼钢铁虽然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水粉作品描绘的儿童炼钢铁却非常有趣。” 倪敏凯透露说，他收藏的这幅作品出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两位画家之手，图中的小孩神情天真、细嫩白净，笔法如同年画中的娃娃，其风格也让人想起《婴戏图》这样的传统作品。对于收藏的原因，他说：“对于那个年代的生活状况，现在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我现在60多岁了，孙子都有了，但小孩子们从来不喜欢听我这个爷爷讲这些个故事。之所以收藏，是因为这些画让我想起了当年。”
这些木版画、水粉画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功劳多要归于垃圾废品的收购人员，在文艺宣传的作用失去之后，它们成了办公室里的一堆废纸。“其实许多作品都非常好，有的版画作品只拓印过4张，一般来说，10幅以内都算原作。” 倪敏凯说，他收购回来后，就把它们安放在干燥的地方，自己动手做木框子把它们保存好。
当说及当代画家所画的红色政治波普时，倪敏凯却慨叹：“现在的版画家很少，也不景气，版画创作是一件费力的事情，那时候的宣传画家都很本分，而现在，多数版画家都要从事其他行业而兼职画画。世道不同了。”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