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山：呼唤中国的艺术学

第二届中国艺术学50人论坛现场

2022年12月7日下午，由全国艺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南京艺术学院）联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内知名艺术院校（机构）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艺术学50人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届论坛的主要内容包括：研讨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全国艺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变更为“全国艺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第一届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审议发布《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框架体系》和《中国设计学学科框架体系》；《全国艺术名词委月报》首发式；启动建立“长三角艺术发展智库”。

以下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在“第二届中国艺术学50人论坛”上的发言：

呼唤中国的艺术学

吴为山

今年9月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目录”对艺术学学科门类作了大范围调整：删除原有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五个一级学科，新增一级学科“艺术学”，专业学位类别分别命名为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由于已经施行十年的2011年版学科专业目录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为更好、更顺畅地衔接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发展需求。艺术学的学科目录调整适逢其时。

人类艺术活动原始时期便已有之。但“艺术学”正式成为“学科”尚不过百余年。追溯起来，即使从战国时期的《乐记》算起，我国的艺术学历史也已有两千多年。中国的绘画、雕塑、书法、诗词、音乐、戏曲等都有绵长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以及丰硕的艺术成果。故，我们的艺术学学科理应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之一席！

然而，西方的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自上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后，我们自己的传统艺术学就逐渐被边缘化。直到20世纪末长达一个世纪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中国艺术始终没有彰显出自己独有、应有的身份和气质。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方法、逻辑来研究自己的艺术或外国艺术；通过翻译、出版西方的相关著作，在国内掀起学习热潮。结果是西方艺术在社会变革进程中不断出现新理论和新思潮，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则只能追随其后，但不管我们翻译得多快，也难免“追逐他人，忽略自身”。孰不知，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乃是一体之两面，若一味取西方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艺术，就有可能使中国的艺术学学科陷入水土不服之窘境。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要想在国际学界占有更充分的话语权，就需要以中国之理论匹配中国之艺术，构建中国的艺术学问体系。事实上，中国历代的艺术理论可谓精深绝伦、蔚为大观。比如，在画论方面，从先秦两汉的萌芽到两晋南北朝的开创，从唐与五代的成熟到宋元的鼎盛，从明清的因袭与创新到近现代振兴，中国人总结了大量绘画经验和审美感悟。又比如书法美学方面，看似如散珠断玉或杂感连缀，实则也有其连贯的审美哲学体系，熊秉明先生就将中国书法美学总结为喻物、纯造型、缘情、伦理、天然、禅意等六个系统。再比如诗词方面，古人也总结了言、意、象、神、韵、乐等多种规律与审美概念。无论是诗品、辞品、画品、书品，还是画论、诗论、书论、乐论、文论，抑或画史、书史、诗史，都是中国传统艺术学问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该看到，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的“艺术学”。古代的思想家、艺术家、理论家们形成理论的方式是围绕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作品的评价和艺术家审美体验进行总结，我认为这种理论生成方式是一种“经验式科学”。相比于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争论“什么是美”的西方纯逻辑性艺术思维，中国人的艺术理论始终没有离开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这恰恰是中国古代产生众多艺术理论成果的基石。有学者说，中国艺术学的史与论都是建立在对作品的直接体验之上，而很少像西方那样空谈玄思与抽象。我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中国艺术理论是基于经验与体验的自然流露，这也是中国艺术学自古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

我自己从事雕塑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已有40多年，思考颇多。西方雕塑审美与方法自近代以来被引入后，冲击着中国雕塑之传统根基。如果说中国雕塑自古以来具有审美品格的传承性，那么这种传承就在引入西方雕塑后被迫“截流”。比如近百年来，美术界对中国古代雕塑常囿于边缘、非正统的认知窠臼，甚至一度将之视为封建、落后之物。为此，我深感系统而科学地梳理中国传统雕塑风格，对于完善中国艺术学研究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意义。20多年前，我就将中国传统雕塑总结为八种风格：原始朴拙的意象风、三星堆诡魅抽象风、秦俑装饰性写实风、汉代雄浑写意风、佛教理想造型风、宋代俗情写真风、帝陵程式夸张风和民间朴素表现风。

基于对中国传统雕塑的深厚情感，并抱着中西合璧的意愿，我又开始系统地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雕塑走过的道路，并在实地考察世界不同文明形态下的雕塑后，深入思考了中国雕塑的前景。我从对在法国、苏联留学回国的雕塑家所创作雕塑风格、方式的变化中，看到中国艺术审美对他们所产生的必然影响，并从中深受启发。事实证明，只有将以写意为特征的中华美学及其艺术表现与世界不同文化相对话、相融汇，才能创作出更具有生命力的作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结合当时国际、国内文化的宏观语境，我总结中国哲学美学、艺术理论的基点为“体悟”。故此，研究中国艺术学问的方法必然与研究西方哲学美学、艺术理论的逻辑化、推理化、论证化思维大相迥异。而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写意”，不仅关乎图式和造型语言，还指向了更深层次哲学、美学理念以及文化精神。

中国的艺术，无论是绘画、书法、诗词，还是音乐、雕塑，都有一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境界。即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在于意境之生成，意境乃由虚与实、有与无、隐与现的多种意象交叠互渗而来，继而显示为一种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美感。可见，用西方哲学方法论来套用于中国艺术创作、中国艺术品鉴、中国艺术史研究是削足适履，终将导致“意境”的消散。

在雕塑创作中，我提出“写意雕塑”的概念，也持续为中华历史人物塑像，就是希望唤起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历史、传统艺术的关注和反思。写意,处于写实与抽象之间,它既不会使人产生一览无余的简单,也不会令人有望而却步的深奥,它引导人们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心理作用之下,去把玩、体味、感觉艺术作品的整体及每个局部、细部的“意味”。在塑像时，我往往要迅捷地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在表现情感和抒发意兴的时候摒弃掉那些无关紧要的表象细节。所以，我认为写意雕塑最为显要的特质是将人与事物之间的那种精神超越凝固化、物质化，永恒化，使之具有中国艺术特有的意境之美、诗性之美。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高屋建瓴，也是我们学术学学科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所以，我认为中国之艺术学学科“三大体系”的构建归根到底就是：用中国化的艺术理论来解释中国自己的艺术经验，并输出自主创新的知识。早在二十五年前，张道一先生就主张要建立“中国艺术学”，他指出所谓中国艺术学的三层含义：中国的艺术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艺术之学。我对张先生的判断深表赞同，也认为此番定义在今天仍然具有适用性和生机。我曾在20多年前发表的《写意雕塑论》中说“我们呼唤直接从根上长出的新芽”。今天，我认为应该呼唤“中国的艺术学”。

首先，“中国艺术学”应为中国人研究的艺术学。这个“人”并非个体的人，而是指民族身份中的“人”。同一个颜色的含义与感知在不同国家的人看来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沉淀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潜移默化地渗入我们看待事物、审美旨趣或艺术思维中。因此，中国的艺术学应该是中国人研究的艺术学，也是以中华民族之文明立场来研究的艺术学。

其次，“中国艺术学”应以研究中国艺术为本，旁及外国艺术，于对比中建构好中国艺术的体系。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艺术学建立以来的一个世纪中，鲜见专门研究中国艺术的恢弘巨作。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我们要加强梳理、总结、研究中国艺术历史、艺术理论、艺术精神的理由。即中国艺术学学科应该立足于中国的艺术，形成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艺术学学科之研究内容的学科体系。

第三，“中国艺术学”应是中国艺术之学。所谓艺术之学，指的是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品评的标准、艺术思维的归纳。就造型艺术而言，完全以西方美术中透视、解剖、色彩等诸多科学规律和艺术实践方法，用于中国传统美术创作、评价、归纳中显得无所适从。唯有复兴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并对20世纪中西合璧中的得与失进行客观而深入的研究，总结经验以适应时代文化的转换，才能使中国艺术之学问在全球化的今天获得更充分的国际话语权。

概言之，研究“中国艺术学”，先要有诗性，以超乎物象之外的想象，化具象为意象，化物质为精神；也要有哲性，归纳变化之万象，化意象为抽象。当然，还要有文化的全局观。形象地说，有全局观必须掌握一张时间表和一幅地图。所谓一张时间表，就是要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了解中西文化艺术的流变；所谓一幅地图，就是要明确不同地域文化艺术的特点。时间表为纵坐标，地图即横坐标，纵横交错，方能找到自己的身份坐标。

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和学者，已经能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今天的艺术，也将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坚信，中国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在以“中”为体，体用结合的路上，必行之更稳、更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