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潘岳同志的研究成果《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成为坊间热议的好文。在此发布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杨华山同志、李强同志撰写的读后感，供参阅。因学习研究水平有限，不妥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 兼谈《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文读后感献
狭义的五胡入华，是指从四世纪初叶西晋王朝内部诸王战乱，到五世纪初期东晋王朝灭亡的100余年中，以匈奴、鲜卑、羯、氐和羌五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军政体系，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建立十多个割据政权，并不时与以汉人为主体的东晋王朝进行战争的一段历史进程，潘岳同志在文中已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广义的五胡入华，实质是涵盖了西晋初年直到杨坚建立隋朝，也就是从晋怀帝永嘉年间（307年）直到北周静帝宇文阐大定元年（581年）杨坚称帝建隋，历经270余年的西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的五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剧。
后世一些史家和文人，对那段历史进行描述和记录时，相对较多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悲惨经历来表达，故有“乱世”之说。
时光过去了十多个世纪，今天来分析五胡入华的根本原因，则是西晋王朝统治者极端多欲和自私自利，致使朝纲不彰、律令废弛、清浊不分、是非莫辩。
晋武帝司马炎平吴后，不以国事为重，却偏于纵情享乐，后宫纳姬妾近万人。不仅如此，晋武帝及其后数位晋帝，看到兵备耗资甚多不利于皇族贵胄的享乐，居然以“天下为一”为由“悉去州郡兵，（仅仅在）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详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晋纪》）。
鲁褒（西晋文学家）在《钱神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1000年以后，明朝大学士张居正评论五胡入华及鲁褒的言论时明确指出：“古人有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今观鲁褒之论：晋之朝贵，惟钱是爱，而钱得以移其贵贱死生之权，则其国事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胡汉之辩，或者说华夷之辩，在中国历史上浸淫已久。新石器时代以后，东亚大陆的先民们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逐渐冶炼金属、创制文字、建立城郭，开启了人类文明新纪元。
自然禀赋、气象气候、土壤条件、水文地质乃至地形地貌等诸方面，在中国这块辽阔土地上有着巨大差异，久而久之便导致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周天子的“五镇”为标志，北起今辽宁医巫闾山、西至陕西的吴山，南到浙江会稽山，东至山东沂山，中间这块土地相对适合农耕，于是就有了“中原”的概念，也是古人语境中的“中国”，盖“中原”即中间的平原，“中国”即中央之国。
相对应中原或中国的，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以定居生活和农业耕作为主的华夏人，中原之外，则被以方位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原之外的先民，主要以游牧和渔猎甚至采集为生。
潘岳同志文中指出：“从地理气候上说，每当草原寒潮来临时，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从资源禀赋上说，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制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
因此，基于东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周边游牧、渔猎族群自然而然地向中原“靠拢”甚至到中原定居的强烈愿望。
农耕地区的文化和文明，自然也对周边族群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农耕与游牧的界限是清晰的，但进行农耕与游牧的先民，则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相互交错甚至“换位”，其间必然包含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移动。
至今以周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始作俑者周朝（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系周族或周人所建，早年生活在今甘肃东部，史载周人曾“奔于戎狄之中”，其实就是那时西戎的一部分。
后来周人更工于稼穑，并一路西迁至更适合农耕的渭水地区逐渐强盛并推翻商朝建立政权。为强调自身与戎狄的区别，春秋时期便有了华夷之辩，最早提出者似为管子：“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淮南子·要略训》），“南夷”可指当时的楚国，“北狄”是泛指北方的游牧民族。
在中国传世文献中，多将华夏周边少数族群视为从炎黄子孙中脱离出来独立发展的族群，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山海经》中对匈奴的先民北狄有这样的说法：“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少数族群亦多对此高度认可。
十六国时期，自刘渊称汉王时，追溯先祖为汉高帝刘邦，言其是刘氏皇族的后裔，尊奉汉朝为正统，称自己建立刘汉政权是“绍修三祖（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之业”；此后，建立前秦政权的氐族称自己是有扈氏后裔，建立诸燕的慕容氏，自称“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
建立强大北魏政权的鲜卑族拓跋氏自称黄帝后裔，在其官方史书《魏书·序纪》中明确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从北魏裂解的西魏演化而来的鲜卑族宇文氏北周政权统治者，亦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南北朝时期，与自称正宗汉人王朝的宋齐梁陈南朝相比，汉化的少数族群所建立的北方政权，反而显得更为积极进取而不是南朝那般因循守旧，北朝的国力也更为强盛，最终由脱胎于宇文氏北周的隋朝统一了江南、统一了全中国。诚如潘岳同志在文中所言是给中原注入了“改革创新精神”。
事实上，华夷之辩并非是将少数民族和汉族割裂开来，与此相反，华夷之辩的主要标准是以华夏文化的有无以及对中国大一统理念的拥趸。当身份识别是所谓“华夏人”，却欠缺华夏文化没有大一统理念时，那TA必不是华夏人。
南朝与北朝最大的交集，或者说数千年以降所谓华夷之辩的“不辩”者，便是在中华大地赖以生存的所有民族，都以国家大一统为奋斗目标，这一点与西方迥异，详见潘岳同志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事实上，人类生活的发展与演进，并非像“切豆腐”那般干净利落，那样绝对。东亚大陆上的先民们，最初都过的是茹毛饮血的游牧生活，在漫长的时空中，逐渐才出现农耕与游牧的分野。
即使这样，一部分人因为生活条件允许而以农耕为主进行生产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则因生活条件所限不得不进行更为艰苦的游牧，但是族群之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区别，也绝不是今人想象的那般绝对。
固然，先秦和两汉，华夏人（汉人）主要进行农耕并创造出灿烂的农耕文明，但北狄人及其后裔匈奴人善农作者亦不鲜见，如《汉书》中有载：贰师将军李广利被匈奴杀害后，“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欲稼不熟”，说明匈奴人是有农耕的。
匈奴人不仅耕作，而且还建有谷仓储谷，《史记·卫青霍去病列传》中云：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追击匈奴之幕北赵信城（约在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时，“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匈奴人不仅有自己的农业，而且农业也有一定的规模。
据考古发掘，匈奴人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就已有农业，在蒙古国发掘的匈奴墓葬中不仅有残存的农作物种籽、农具，还出土有盛装谷物的大型陶器。在已发掘的其他匈奴城镇遗址中，还出土了犁铧和石磨。
在壶衍鞮单于统治时期，由于母阏氏“不正”，部众乖离，单于惧汉兵乘势发动进攻，便采纳汉化匈奴人卫律（卫律，本匈奴人，约活动于汉武帝、汉昭帝时期，生长在汉朝并在汉廷为官，与李广利、李延年兄弟交好。李延年向汉武帝举荐卫律出使匈奴。后李延年因事被诛，卫律怕被株连不敢回汉遂降匈奴，被且鞮侯单于封为丁灵王）建议，建城筑楼以储存谷物，谋与移居当地汉族人民一起坚守。后因有人反对，始被迫中止。
上述说明匈奴人是习知农业的。有一些学者把匈奴农业完全视为移居当地（或被匈奴人掳掠）的汉人所经营，这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匈奴人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的河湖一带，已逐步出现定居——在贝加尔湖、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克鲁伦河和图瓦河流域等地，公元前二世纪后，还相继出现了城镇，这些都已被考古发现多次证明。
在今俄罗斯、蒙古国交汇的部分地区，已经先后发现和发掘出匈奴人城镇遗址10余处，如今之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的伊沃勒镇，就是当时匈奴人的一个设防城堡遗址。
从遗址可以明显发现：当时不仅有驻军，还居住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定居居民，因在该地出土文物中，除大量铜器外，还有纺轮、犁铧、铜杯、铜锅、铁刀、铁片、铁钉等农作工具，其先进程度当不亚于同时代的中原。
在《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著名史籍中，除了“赵信城”以外，还出现过对匈奴控制地区“头曼城”、“范夫人城”等的描述，与当代的考古发现恰可以进行互相印证。
公元三世纪初年，南匈奴投降曹魏政权后，被安置于并州（今山西），由于他们长期与汉人杂居错处，促使农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不仅半农半牧的人有较大增加，弃牧从农的人也有所增长。
由于生活环境的因素，匈奴人是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但同时也有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存在，即使远在远、离适宜农耕条件的大漠以北地区。
俗话说：千年之狐（胡），姓赵姓张；五百年狐（胡），姓白姓康。
上边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源流不断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知道，世界上公认的文明有四个，分别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前三个均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因此被称作“古文明”，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数千年，至今依然散发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明肇始于黄河、长江流域，但不局限于此——在辽河上游流域一带，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以红山文化为代表。在红山文化已经发现的先人遗存中，中华文明的标志物之一的玉器赫然忝列其中，并且出现了著名的“玉猪龙”，它不仅是中国古老玉文化的一次再发现再验证，同时将更为古老的民族图腾“龙”的形象，清晰明确地附着在一体。晚商时期三星堆大量文物出土，其中既有同时期中原文化同一的，亦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都充分证明华夏文明多元一体。
早在3000年前的周代，《周礼》就已经用“五镇”界定中原的地理范围：北镇医巫闾山，位于今辽宁西部；中镇霍山，位于今山西中部；西镇吴山，位于今陕西宝鸡；东镇沂山，位于今山东潍坊；南镇会稽山，位于今浙江。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其原因一直是全世界学人们好奇并皓首穷经去探究探索的重大学术课题。
在我们看来，大约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华夏文明独特的魅力及其内在的文化张力,以及由此而生的强大的文化与文明自信，表现在很早就形成了典范的政治仪轨，包括但不限于典章律令和礼仪；很早就形成了系统化的服装服饰，包括但不限于相应官员品秩以及百姓衣着居住交通等规范；到蒙元时期“大安阁辩论”时，已然自然形成了儒道释三种外来与本土文化信仰的融合；还表现在很早创制了文字，并以此进行了长达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记载与镜鉴等。
二、汉字这种兼具象形、会意等多种表意文字为一体的书写媒介，有效保存和传承文化。文字作为文化历史的载体，至关重要。今观与中国疆域面积接近的欧洲，分为数十个国家，很多民族间口语相近、人种相似，但因在历史上不同阶段因种种原因形成或改变了书面语言，而使得这些民族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分别独立。而汉字作为千百年来东亚大陆主要书面载体，则以其高度成熟成为凝聚不同民族的重要工具，汉字甚至漂洋过海成为古代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字。
三、包括藏医药、蒙医药、苗医药、满医药等在内的中医药体系，拥有世界上完全独立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系统，帮助中华民族成功地战胜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大瘟疫、气候水文灾难和数千次重大的战争伤害。如今，中国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两套（西医药、中医药）医疗体系的国家。
四、包括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族乃至以前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在内的众多族群，融合互通，共同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笔者看来，第四条因素尤为重要，因为任何一种文明的传承发展，必须依靠人去具体实现。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与弘扬，从来就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无数族群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结果。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三大文明的独特之处。
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以肤色、人种、基因来界定或划分文明，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使得中华民族不是依赖种族、肤色和相貌，而是以共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假如我们可以回到盛唐时期的长安，您会在街头遇上高鼻深目的粟特人、黑发卷曲的突厥人、肤色黝黑深目塌鼻的昆仑奴（小黑人）、身材高大肤色白皙的昭武九姓人，也会遇到宽鼻低额的南岛人等等，但他们都以“唐人”自居且自豪。
历史上，少数族群曾无数次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无数次参与了中原大地上精神文明和物质家园的建设，也无数次入主中原融入其中，继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早在商代，就有鬼方等少数族群与中原进行各种交流，周代则是各种狄人在北方出现，居住在中原的华夏人将中原之四个方向的少数族群分别称作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北狄人到战国末期时，一部分华夏化了，另一部分被叫做胡、淳维或者荤粥（因“xun yu”）的，则变成匈奴（“胡”也是“匈奴”的对音）。而匈奴东边，则是战国时期曾被燕国大将秦开大败的东胡人，实际也是北狄人的一支，因游牧于胡人之东，故称为“东胡”。
与华夏人同为黄帝之后的匈奴人，从战国时期开始不断南下袭扰中原，到秦朝时他们已经模仿中原制度和文化建立政权，显然已不满足于一般性的财富劫掠，而对中原疆域有了政治追求。
三国西晋之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西部少数族群纷纷进入中原，他们建立的政权国号悉数是汉家称谓。
鲜卑族因为有大量匈奴人的加入，而一下子势力空前强大，不仅在五胡十六国中建立了“后燕”、“西秦”等多个独立政权，更在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强大的北魏政权，与地处南方的汉人政权分庭抗礼数百年。
北魏虽然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部，势力大大削弱了，但东魏和西魏孕育了北齐和北周，北周则诞生了再次大一统的隋朝，并迅速演进为举世闻名的大唐帝国。
东晋五胡十六国以及嗣后的南北朝长达300年时间里，中原政治生态圈中，鲜卑无疑是最为抢眼、最为持久也最为先进的少数族群。
北魏创立了丝毫不逊于南朝东晋宋齐梁陈的灿烂文化，尤其在发扬光大东汉时期传入中原的佛教方面，北魏使佛教完全中原化、华夏化、汉化了。北魏在旧都平城建设云冈石窟，嗣后在新都洛阳营造龙门石窟，将华夏文明中最为精湛的造像雕刻艺术、建筑设计艺术、色彩调和艺术等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与升华。两大石窟均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保存至今已逾千年的艺术瑰宝，是中华文明中值得骄傲的扛鼎之作之一。
隋唐两大王朝的杨姓、李姓帝室，本来就有亲缘血缘关系，且都是以鲜明的汉文化来彰显于世的，但这种强烈的华夏文明特征与其共同具备较多的鲜卑人血统并不矛盾，诚如前文所言，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从来是以文化区分族群的，而并非以种族、基因、血统来区分，只要大家文化同一，则必为“我族类”。
鲜卑人不断南下进入中原，留在东胡旧地——东北地区的一支，唐朝时从大兴安岭北段南下了。与其祖先鲜卑和乌桓很相似，这支南下的鲜卑后裔，定名为“契丹”和“库莫奚”（简称“奚”），也是一对兄弟族群。契丹人建立了辽朝，据《辽史》载：“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见于此。”
辽朝自916年-1125年，立国200余年（未包括西辽），其后，代之而立的是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朝（1115年-1234年），立国100余年，女真人于1127年灭北宋（960年建国）。
其间，崛起于大西南松潘一带的党项人，其首领元昊（鲜卑拓跋部西迁的后裔）于1038年建国称帝，史称“夏”或“西夏”，而十三世纪异军突起的另一支东胡系族群蒙古人，则先后于1218年、1227年、1234年、1279年灭亡了西辽、西夏、金和南宋（1127年建国）。
辽与北宋、西夏，金与南宋、西夏、西辽，金与南宋、蒙古等政权，都曾在几个世纪里长期对峙，都以统一中国为奋斗目标。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辽夏金元”历史断代时期。
尽管历朝历代的史官们秉笔直书，坚持以科学、严肃、认真的态度书写前朝或当朝历史，但鉴于史观的角度，必然在史料取舍、判断角度乃至行文篇幅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全或不周，甚至有些史籍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和政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贬损或矮化。
富饶的燕云十六州被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朝，从而让中原汉人成为辽朝建政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辽朝的人口，自建国一开始就以中原汉人占大多数，“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人只占少数。契丹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就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原人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汉人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韩德让等都是耶律阿保机、辽景宗、辽穆宗乃至辽世宗时代的佐命重臣。
史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迫于五代十国长期战事困扰的中原汉人不断北迁加入契丹，极大增强了契丹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实力。
辽朝初期，完全依靠全盘引进中原先进文化、法度来强化皇权，在长城以北草原和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在辽太祖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城郭、市镇、寺院与孔庙，各族人民安居乐业，辽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相应不断增长。
辽朝九帝和贵族都极仰慕中原文化，醉心于汉化，苦学中原之学，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很高的中原文化造诣，从现在辽朝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多数都是以汉字写成。据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曾以能说汉语自诩。
在辽朝九帝中，其中以道宗耶律洪基的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如《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辽道宗的诗作很多，著有诗文集《清宁集》（以其年号“清宁”命名）。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写有《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辽末帝天祚帝之文妃有《讽谏歌》，这些契丹女性之作，充分反映了她们高超的华夏文化修养。
辽朝还十分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视为治国之道。太祖耶律阿保机将中原历史上有大功德圣贤进行供奉，还亲自奉祀，下令修建很高规格的孔庙于上京，其长子、东丹王耶律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据说曾有一位汉人侍读官给辽道宗讲到“夷狄之有君”时，因恐引起身为契丹人的皇帝龙颜不悦，遂喏喏不敢加以解释。
谁料辽道宗却说朗朗道：“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可见，辽道宗的自我认同已是“我非中原异族也”。
澶渊之盟后，当时宋、辽两家均未视对方为异族他国，而是互认对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往来国书中，宋朝称辽朝北朝，辽朝称宋朝南朝；双方使节互访和谈判中，均使用汉语交谈。
辽圣宗耶律隆绪常常阅读《唐实录》、《贞观政要》等，十分崇拜唐太宗、唐玄宗等人的事迹，称他们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北宋名相富弼这样评价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辽朝）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
与北宋和辽朝三足鼎立的西夏王朝，在推行儒学时实行汉学和蕃学并存的双轨制，互为补充形式，当朝统治者始终矢志不渝的推行蕃学，即使在儒学发展全省时期，蕃学也没被取消，是区别于辽、金全面汉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西夏曾经与北宋因为边境榷场的开闭问题、疆域问题等长期发生战争，但在学习中原文化方面却表现得出人意料——有时在谈判中已经占了先机，但为了能从中原引进比较先进的经文书籍等，西夏统治者不惜牺牲物质利益。西夏统治阶级，为了借助中华文明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文化，还专门编著了著名的党项文和汉文对照的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
金朝、元朝同样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边，列举几首金朝、元朝帝王的诗作。
金海陵王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位皇帝，女真名迪古乃，字元功，金太祖阿骨打庶长子完颜宗干之次子，系弑金熙宗自立为帝，自海陵王始金廷从上京黄龙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南迁至中都燕京（今北京）。
完颜亮曾创作大量汉诗词，《立马吴山第一峰》是其中一首：
大柄若在手，
清风满天下。
万里车书尽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
金世宗完颜雍是金朝第五位皇帝，女真名乌禄，其父为金太祖阿骨打之第三子完颜宗辅（后改名为宗尧）。
世宗在位期间被称作“大定之治”，他本人被后世尊作“小尧舜”。他曾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这里辑录一首：
《减字木兰花·赐元悟玉禅师》
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
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不疑。
常须自在，识取从来无挂碍。
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
金章宗完颜璟是金朝第六位皇帝，小字麻达葛，金世宗完颜雍之孙。当时金朝立国已超过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他极力效仿北魏孝文帝改革，强力推进女真人的全面汉化。
金章宗时期的政治尚算清明，后世称为“明昌之治”。在位前期国力达极盛，后期因水患、经济政策缺失和蒙古人袭扰等原因走向衰落。录其一首：
《蝶恋花》
聚骨扇，几股湘江龙骨瘦。
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
金缕小钿花草斗。
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
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
忽听传宣须急奏。
轻轻褪入香罗袖。
元世祖奇渥温孛儿只斤忽必烈是元朝开国皇帝。据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给北元兀纳失里大王的信中，对忽必烈的评价如下：“昔中国（原）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太祖之孙（忽必烈）以仁德著称，为（元）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忽必烈以一首《陟玩春山纪兴》存世：
时膺韶景陟兰峰，
不惮跻攀谒粹容。
花色映霞祥彩混，
垆烟拂雾瑞光重。
雨霑琼干岩边竹，
风袭琴声岭际松。
净刹玉毫瞻礼罢，
回程仙驾驭苍龙。
（备注；有说该诗为别人所作而托忽必烈之名；也有说该诗为忽必烈原作蒙古语诗词改写为汉诗）
元文宗图帖睦尔是元朝第八位皇帝，具有很高诗歌和绘画水平。在位期间，创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颇有意于兴文治。录其诗歌一首：
《七律·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穿了氁衫便著鞭，
一钩残月柳梢边。
二三点露滴如雨，
六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
鸡鸣茅店客惊眠。
须臾捧出扶桑日，
七十二峰都在前。
《七律·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穿了氁衫便著鞭，
一钩残月柳梢边。
二三点露滴如雨，
六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
鸡鸣茅店客惊眠。
须臾捧出扶桑日，
七十二峰都在前。
（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1338-1378），元惠宗妥懽帖木尔之长子，1370-1378年在位。他文化功底深厚，书法酷似北宋徽宗的瘦金体，诗歌亦颇有大家风范，这里录其一首：
《新月诗》
昨夜严陵失钓钩，
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
也有清光遍九州。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众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规模空前民族大融合，它们分别是：
第一次是距今2000多年以前的夏商周时期，古羌、诸狄、巴蜀、西南夷、东夷、百越等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最后融合为华夏人。即使没有进入华夏人体系的少数民族，依然与华夏人不断进行血肉联系，为下一次民族大融合进行着准备。
第二次是五胡入华，主要指的是距今1500年以前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汉人衣冠南渡大规模南迁至东南和华南地区，加速了与百越系诸民族的融合；同时，大漠南北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大少数民族族群南迁到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不断汉化。到北魏后期，进入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基本实现了汉化。
第三次是五代十国到清朝灭亡的1000年间，历经宋辽夏金断代和元、明、清三个连续朝代，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群或进入中原建立政权，或实现中国大一统。清朝建立后废除了以往的“华夷之辩”，认为治下所有民族都是中国的民族，并首次在外交体系中使用“中国”作为国名，从而奠定了1000余万平方公里疆域地理范畴和法理基础上的“中国”。晚清时期，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学界也有四次民族大融合一说，即认为清朝是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清朝用200余年时间，最终奠定了当代中国的基本版图和中华民族的基本形成。
综观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可以发现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
一、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历经千年多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伟大民族。形成中华民族的成分中，既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识别认定的56个民族，也包括历史上存在而今已经消失了的民族，如匈奴、柔然、契丹、鲜卑等等。
二、今天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亦有很多民族同样是历史上不同民族融合演进的产物，以满族为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后来也加入了大量汉族、俄罗斯族、蒙古族、契丹族、朝鲜族成分等，可以说满族本身也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
如果说先秦时期胡人入华特别是北方、西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更多源于其游牧地承载力不足或气候气象骤变，主要目的在于攫取粮食、财富、金属和劫掠中原人口的话，那么西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入华，少数民族则更多展现了政治和文化诉求，表现在建立十多个民族政权，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定居，与汉族一起杂居，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亦绝非“只识弯弓射大雕”，而是熟稔汉家经典，以中原体制治理，匈奴族前赵皇帝刘曜、氐族前秦皇帝苻坚、羌族后秦皇帝姚苌等等都学富五车，其才学文化与汉人皇帝相比毫不逊色。北魏孝文帝等更是将都城从偏北的平城南迁至中原核心地带的洛阳，且下令鲜卑人改汉姓着汉服，随迁之150万以上的鲜卑人遂融合为中原汉人。
因此，到西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胡入华已然成为五胡融华，随着各民族不断互相渗透和杂居，生活习俗逐渐同一，民族融合进入了崭新阶段。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则标志着从五胡融华向五胡建华的转变，少数民族从最初觊觎中原物产，到定居中原主动汉化，到共同建设发展统一的家园。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被女真人建立的建朝灭亡后，皇族耶律大石率领数万帐各族百姓一路西行两万里，抵达中亚唐朝西域故地，在今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再建强盛的西辽王朝，将中原先进文化制度、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引进当地，为中亚造福。数十年后，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西征来到中亚时，随行的中书令、辽皇族子裔耶律楚材说：“（耶律大石）颇尚文教，西域人至今思之”（《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二）。
每年春季，游客踏青的一个热门地点北京大觉寺，便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皇帝金章宗所建西山八大水院之一。崇尚佛教的辽金，在政治上互为对手，但在文化艺术领域则一脉相承，天津蓟州的独乐寺、山西朔州的崇福寺、大同的华严寺、北京云居寺等，精美的雕像、石刻、石碑、建筑遗存等等，无不体现了辽金时期华夏文明高超的文化水准。
满洲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在的东北地区，已经是民族融合团结的地区了，他们通过八旗制度将不同民族的百姓编组为兵民合一体系。
清廷定都北京，嗣后妥善安葬明末帝崇祯，并对明朝皇陵悉心保护。有清一代200余年，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仅实现中国又一次广域大统一，并且通过不断努力，恢复了明朝疆域不及的故唐、故元疆土，如新疆、西藏等地，且设置郡县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版图。
尽管清朝统治阶级与其他封建王朝统治者一样，存在这样那样的历史和阶级局限，但在带领各族人民建设共同的中华家园上，从来没有含糊。
今天，56个民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金光大道上，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同心同德，这是华夏文明绵延发展数千年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不断融合进步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