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法，即心法也。
书法，中华民族艺术之魂宝，作为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一，是以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来表达作者精神美的艺术。
书法的源头是从文字的产生开始的。从远古时代，人们用画图记事，逐步形变为具有一定抽象意义的图形，这就是最初的象形文字。《周易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刘熙载《书概》上说：“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 ” 这些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古人讲的很精粹，很简洁。
书法艺术就是孕育于这种象形文字中的，字即画，画即字，这就是“书画同源”说。书法的基本要求有：一是使用柔软的毛笔，二是书写形象丰富的汉字。
因此，其有二义：一指毛笔书写的法则，主要包括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方法；二指以书写汉字来表达作者精神美的艺术。借助于精湛的技法，生动的造型来表达作者的性格、趣味、学养、气质等精神因素，心手如一，以心作书，心到，意到，气到，笔到，即心、气、意、笔的四合一，才构成了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书法即心法之义也，这才是的和谐相融的书法境界。
从书法的构成要素来说，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笔法，要求熟练地执使毛笔，掌握正确指法、腕法、身法、用笔法、用墨法等技巧；二是笔势。要求妥当的组织好点画与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三是笔意。要求在书写过程中表现出书者的气质、情趣、学养与人品。从书体、风格上说，更是多姿多态，美不胜收。中国人善于把实用的东西上升美的艺术，这当然与其独特的文字和毛笔的密切关系有关。其文字以象构思、立象尽意的特点酝酿着书法艺术的灵魂。而方块构型，灿烂于目的姿质又构成了书法艺术的形式基础。其工具“唯笔软则奇怪生焉”，可生出方圆藏露、逆顺向背的韵味；轻重肥瘦、浓淡湿涩的情趣；抑扬顿挫、聚散疏密的笔调；断连承接、刚柔雄秀的气势，再辅以专门制作的纸墨，使书法艺术更趋变化莫测，韵味无穷。书法不仅成为表达最高意境与情趣的民族艺术，而是居于所有艺术之首。
二、 书法，即书道也。
道生万物，又涵于万物中。也就是说，道在物中，物在道中。万事万物殊途同归，都通向了道。它在天，亦在人，在身亦在心，书法即如此。
书法，也可称“书道”，“道”是不可言说的天地趣旨，天地归一的所在。它是先天一气，混元无极，是宇宙中的能量，是太空的气场，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简至易，至精至微，至玄至妙的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是造成宇宙万物的原始材料！
作者在书写过程中，首先要虚其心。心虚而生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说无为道，道为无。
书道也称“墨道”，通过书法实践来抒发和调节作者的情感，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探索而和理解人生的真谛。通过寻古探幽而悟道明镜。通俗的讲“道”及作规律，原则解、乃书法艺术之根本，是为“书道”也。正如卫《笔阵图》所说：“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
书法艺术的玄妙，并不单纯在写字的技法，其熟练技法的本质在于借助汉字艺术的造型，传达作者的感情、趣味、哲理、道德、学养、性格等内在的精神因素。所谓书如其人，字如其人，以书见道，书为心写，以佛教讲，书生圆融、书生欢喜、书生圆满、书在意内，亦在意外，书在经意于不经意中，这种无为，无我之境，乃书之大道也！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说：“总之欲造极处，使精神不了废没。所谓神品，此吾神能著故也，何独书道，凡事皆尔。”清代周居莲《临池管见》中说：“故知书道，是以扩才情，酝酿学问也．”
故说，中国古人视书法为书道，中国又有道家，道学等，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相合，把书法艺术演义到了至高的艺术境界，回归到了“道”的精神家园。由此可以说：“文”即书家文化和人格之修养也，文通即书通，书通即道通。
三、 书法与书学
中国的书法至今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成的书法学术理论体系，故称书学。
书学，即指以书法艺术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学科。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中，辑有李斯、萧何、蔡邕、钟繇等人论书之语。现存最早的论书之作为汉赵一《非草书》，魏晋后数量更多。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十卷，集古论书之作，是最早的书法论文集。宋朱长文撰《墨池偏》二十卷，分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讚述、宝藏、碑、器用八方面。遂开书学分类研究之门。
一般说来，书学研究之对象可包括：（１）对书法艺术之本质的美学研究；（２）对书体的研究；（３）对书法技法的研究；（４）对书法传世作品（碑帖、墨迹等）的研究；（５）对历代大书法家生平及其书法流派的研究；（６）对书法用品的研究（包括文房四宝等）；（７）对书法史的研究；（８）对历代中国书法论著的研究等等。
应当指出，我们在对书法文化综合研究上尚欠不足，大有可为，书法研究与书法创作二轮驱动，不可偏废，唯如此，才能真正意义上，迎来书法文化发展的高峰期。
下面，我阐述一下中国书法的各个时期的发展关系及演变过程
（一）先秦书法
中国汉字书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商周时代，在这一时代流传下来的字迹，主要是甲骨文、大篆、金文，它们为中国书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甲骨文，亦称“契文”、“卜辞”、“龟骨文字”、“殷墟文字”、“贞卜文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因刻，书写于龟甲和兽骨之上故名。殷商王朝，常利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及占卜有关的纪事文字。应该说甲骨文已初步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构、章法等艺术要素它的结构是长、短、大、小略无一定，在一幅作品中，疏密严整；笔法有方有圆，有肥有瘦。于古趣中呈现出雄伟，谨饬等不同风格。甲骨文应该是中国书法之祖。
（2）大篆，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成的大篆，籀文。传说周太史作大籇１５篇，但文已失传，现保存在“说文解字”中的籀文有225字。清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云“《史籀篇》文字，泰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文字也”。唐张怀瓘《书断》则认为：“籀文者，周太史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实际从广义上看：籀文应包括大籇，金文，小篆，古文等；唐初出土的石鼓文，书体是未变小篆以前的文字，属于大篆的体系，近世学者考定为东周秦国之物。它以刻于十块鼓形石上的文字而得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在唐初陕西雍县（今凤翔）三畤原出土。每鼓一首四言诗，１０首为一组。研究者依《诗经》体例，取各篇起首文字为篇名，有《汗千沔》、《雷雨》、《而师》、《作原》等名。因其文字内容记狞狩猎事，故又名“猎碣”或因地名而称“雍邑刻石”。是秦系文字的典型作品，亦是研究小篆来源的重要资料。其书用笔匀圆对称、凝重、体现出稳中求变之特色，昭示出已向小篆过渡。自石鼓文以后刻石作为一科新文化趋向，风靡于秦国，出现了《诅楚文》、《峰山》、《泰山》、《琅琊台》等刻石，可以说，石鼓文对中国文字的传承，对中国书法的发展，特别是碑文化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金文，亦称“钟鼎文”、“吉金文”、“钟鼎款识”、“铜器铭”。即铸或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属大篆系统。殷代铜器上的文字较少，西周铜器上的文字较多，其内容多是当时统治者有关祭祀，赐命、征战、契约的记录，字形结构大致与甲骨文相同，只是笔画宽粗，肥笔圆笔较多，有的字采用填实的方面，显得古拙、粗扩、圆劲。金文中形声字日益增多，合字则大为减少。中晚期逐步向线条化、符合化、简化、表意特点减弱，形体比甲骨文稍微定型。到了战国未年字体逐渐和小篆接近。在殷、周时期，钟和鼎往往被视为国之重宝，当做祭器使用。
钟鼎上的铭文，字凹下的为款，凸出的为识，其代表作品中《大孟鼎》、《曶鼎》等风格近于甲骨文；《毛公鼎》、《颂鼎》等表现出大篆渐趋成熟；《虢季子白盘》、《秦公簋》等，开始向小篆演变。钟鼎铭文的书写，使书法开始被看作一种艺术，但这种铜器工艺美术，对后来的实用主义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秦篆与隶书
秦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鼻祖。从秦开始，书法脱离了工艺美术而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湖北云梦出土德《秦律简》和汉代《五凤元年十二月简》，即是秦汉手写隶书的代表作。秦代历年虽短，但在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留下了关键的一页。
秦代以小篆光耀史册。
小篆与大篆对称，是秦时通行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宰相李斯等人根据大篆整理而成的字体，因基始于秦，故称“秦篆”，又名“斯篆”。其字体较籀文简化，其为书写线条化，文字符号化，偏旁简单化，笔画固定化，形体大小一致，结构规律明显，异体趋于减少，合文已被淘汰，表意成份减少，表音成份增多，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第一次规范化的结果。
清书法家王澍称：临习或创作小篆时有三要：一要圆、二要瘦、三要参差。所谓圆乃劲，瘦乃腴，参差乃整齐，三者失其一奴书也。李斯所作的《仓颉篇》、赵高作的《爱历篇》、胡毋敬作的《博学篇》，均为当时小篆流行之范本。
李斯书刻之《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乃历代称颂的小篆杰作。《书断》称颂李斯小篆“画始铁石，字若飞动。”《唐人书评》也说：“斯书骨气丰匀，方圆妙绝。”其书整齐端庄而又生动有力，气魄宏伟雄大，风格形式简捷明快，具结构上的严格的平衡对称这给后来的隶书和楷书之结构以重要启示。故有“作楷隶之祖”之称。应该说，秦以后学书法的人皆以李斯为师。
秦代后期出现的隶书，相传为狱吏程邈所创。程邈把大，小篆的笔画和结体作了简化，又把圆转改为方折，以便于书写。这种字体，很快就在公文上使用起来。因当时办公文的小官叫“徒隶”，晋代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吏）佐书，曰隶字。”隶书形体扁平方折，笔势舒展，有波势挑法。应当指出，由篆到隶是汉字演变上的重要变革。其一，是将原来不规则的曲线或匀圆的线条改变成方折笔画，字形扁平方正；其二，是部分偏旁异化成不同的形体；其三，将不同的偏旁合并在一起；其四，是省略或合并小篆的部分形体。它突破了六书的造字原则，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标志着古文时代的结束，开创了今文字的新阶段。所以，也可以说，隶书是作为篆书和楷书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１、从书艺发展的角度上看，它是籇书的变体，楷书的前身，上继周秦，下开魏晋，是书法演变的重要标志。
２、从笔法的角度上看，出现了折笔和出锋两大新法，解放了笔锋，而运笔则强调了轻重缓急，点画亦有粗细之变化，错落有序，线条变单调为丰富。
３、从笔势的角度上看，则又明显出现左掠右波的趋向。笔势与结体互相影响，左右开张的笔势促成了字形趋于扁平，而扁平的字形要求笔势左右伸展，从隶书的这一大变化，由此可知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也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
（三） 汉隶与草书
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光辉灿烂的时期。虽仍然应用着小篆，但隶书兴盛，占居着书坛的主导地位。清刘熙载谓：“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元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籀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载：“蔡邕变隶而为八分，八宜训背，言势左右分布相背也”。由此可见，汉隶是汉代书法艺术的特有成就。
如果说西汉的隶书，还有些秦篆的遗意；到了东汉，尤其是后期，则趋于工整精巧，结体扁平，笔间出现了波磔，脱尽篆意，形成了汉隶的楷模。汉代遗留的石刻佳作甚多，如浑穆厚重的《衡方碑》，方整劲挺的《张迁碑》，含蓄秀逸的《曹全碑》，瘦硬谨严的《礼器碑》，峭拔奇肆的《石门颂》等等。
除隶书外，汉代还新创了草书。别称“藁书”。草书又分草篆、草隶、章草、今草、狂草等。据《室和书谱．草书叙述》：“草之所自，议者纷如，或以为‘藁草’之草，或以为‘草行’之草，或以为赴急之书，则非‘正’也”。宋张栻《南轩集》：“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剳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从狭义上说，专指笔画连续，书写便捷，心随兴发之书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汉兴有草书。”在汉初，通行的手写体是草隶（即草率之隶书）．后逐渐发展成“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章草”中蕴有隶书波磔 的笔划和字字不相联缀的行迹，成为偏旁相互假借，笔画连绵便捷的“今草”，即后世所称的草书。至东晋王羲之二年臻于完善。
在唐代中期，张旭、怀素将“今草”写得更放纵奇诡，笔走龙蛇，被称为“狂草”，以别于“今草”。草书为书艺之冠，历来自有草书不易辨识，未易说亦难精之说。就其实用性来说，相对较弱。
现在回过来，我再说说章草，章草起于秦末汉初，相传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现流传有他的《急就章》，因取其“章”字，故称“章草”。关于“今草”，相传是后汉张芝所创。《书断》曰：“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终，而为下字之始，奇形离合，数意兼包”。张芝因此在当时备受推重，被称为“草圣”。除史游，张芝外，两汉书家见于史载的重要书家有萧何、曹喜、杜度、崔瑗、蔡邑等人。其书法作品有阁帖（宋太宗赵光义时所刻《淳化阁帖》）传刻，有关史料，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繁荣期
在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经历了空前的繁荣时期。楷、草、行、隶等各书体同时发展。风格多样，名家辈出。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其造就了书法史上的两个大书法家---钟繇、王羲之。从而揭开了书法史上新的一页，树立了楷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为后世所宗。
在这里，我要先说说楷书，楷书，亦称“正书”、“真书”。它是由隶书发展演变而成的。其有法度，可作楷模的法书。这是为了端正草书的豪无准则和减省汉隶的势有波磔，其特点是：笔画平整，形体方正。
《宣和书谱》称：“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者，今之正书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降及三国钟繇，乃有《贺尅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视。晋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之宝。由此可见，楷书始于汉末，经钟繇、王羲之之手，为魏晋所通用，并延续至今。从长期的书法实践中，证明楷书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用作官方正式字体最为适宜的书体。并一直保持其“正统”地位，成为一千多年来的汉字字体的大宗。
关于“行书”，亦称“行押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汉字书体。说到其起源，相传为汉末刘德昇所创。唐张怀瓘《书断》曰：“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其书写速度比楷书快，流畅便捷，又不像草书那样放纵，难以辨别。所以，行书的出现是汉字形体演变的自然结果，自始于东汉后一直流行至今，是使用较为广泛的书体。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钟繇，其系三国魏太傅。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其是楷书，正是在他手上始臻成熟的。钟繇楷书，是现代所见最早的楷书遗迹，著名的有以王羲之临本翻刻的《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再说王羲之，东晋人。他上承汉魏间雄奇伟丽的书法传统，博采众长，独树一帜。对篆、隶、楷、草、行各书体皆有极高造诣。其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草书和行书上。其草书“飘若浮云，矫如惊龙”，以《十七帖》著名。行书以《兰亭序》最为著名，这也是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书法作品。《兰亭序》全第28行，324字，其章法布白，浑然一体，全篇20个“之”字，七个“不”字，各具特点而不雷同，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早年从卫夫人入学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之书风，成为妍美流便的新体。其草书浓纤折衷，真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巨大贡献。被后人推为“书圣”。
钟繇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钟繇楷书能够博采众长，在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结体并茂，出于自然，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唐李阳冰即说钟繇善隶书，始为楷法。他以楷书的横、捺取代了藏锋，翻笔的隶书的蚕头燕尾，参以篆、隶的圆转笔画，促进了楷书的定型化。
接下来，我还要说说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在书法上的成就也极高，在书法史上乃同父齐名，并称“二王”，又同张芝，钟繇及王羲之合称“书法四贤”。
王献之以兼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在王羲之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更研媚，流便的书体。所书气势开张，英俊爽迈，对后世影响极大。
从笔法上说，羲之用内恹法，献之用外拓法；羲之字较含蕴，献之子则骏快。虽骨势不及父，而妙趣胜之。其小楷代表作《洛神赋》，结体宽绰秀雅，神态端庄雍容，不愧为小楷中之极品也。
纵观南北朝之书法，形成两大门派。南朝帖多，北朝碑多（其中以魏碑为代表）。大体说来，帖宜于行草，此流美为长；碑宜于楷隶，以方严为上。南朝书法以婉丽清媚，富有逸气胜，北朝书法，以雄奇方朴，富有豪气胜。
综言之，南北朝书法繁花似锦，大量的优秀碑刻作品为后代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厚实的条件。南北书法各有所长，相互影响，和谐共生，到了隋朝，书法艺术终于出现了综合南北之趋势。
（五） 唐代书法艺术的繁荣期
唐代书法艺术的特点是：
刻碑复兴，它与魏碑成为楷书的两大体系。
由于唐历朝皇帝及诸王喜好书法，故书风大盛。唐代书法是以晋代书法所取得的成就为直接出发点的，书家多以学王羲之之书入手，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故创造了刚健雄强有力之风格，和东晋平和含蓄书风相比，这正是唐人超越魏晋之所在。其中首推当是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
先说李邕，故人也称李北海，是唐时著名的文学家和杰出的书法家。
其时文名满天下，书善正行草。学右军之书，善得其妙，又得力于王献之，吸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书法风采动人，气字轩昂，大有凌厉无前之势。腾龙祥云之象。对宋元明的大书家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字体势似欹反正，左低右高，笔力遒劲而舒放，给人以险峭爽朗之感。《岳麓寺碑》、《云麓将军李秀碑》、《云麓将军李思训碑》，是其代表作，尤以《麓山寺碑》最著名。
再说说张旭，以颠草著名，世称张颠。
其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王琎、崔宗之、苏晋、焦遂为“酒中八仙”。能诗，长于七绝。工书亦精晓楷法，尤以草书最为知名，吾观了张旭之狂草，源于各体而异于各体，出自“今草”，其书虽奇怪百出，但点画之间皆合规矩而精微玄妙。神态意满而适逸。狂放而无颓靡浮滑之气。直破魏晋拘谨草书之风。运笔则无往不收而殊胜。真可谓是“孤莲自振羽，惊沙坐雲飞。”他的《肚痛帖》似狂而不怪离，驻音乐之妙律，诗绪之之激情，如画知生墨趣，大有盛唐之气象。
师法于张旭的怀素，亦以狂草名世。为玄奘三藏法师之门人。所写《自叙帖》，是叙述其学书经过和书法成就之父。开头如是说“僧怀素家长沙，幻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他虽遁入佛门，可并未守佛门清规，沉溺于杯酒于书法之中，并于故里零陵广种芭蕉，以蕉叶供挥酒书写，将其住所取名为“绿天庵”，其《自叙帖》书法秀健，结构飘逸，情感奔放，深得王献之之意趣。《小草千字文》、《苦笋帖》皆为其代表作。颜真卿，书法初字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参用篆书笔意写楷书，真书笔力弥满，端庄雄伟，气势森严；行书遒劲郁勃，阔达自在，书风明显区别于“二王”和唐初诸家，对我国书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世称“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体”。他的书法特点是：横竖笔画起端圆润，捺笔结束时先着力顿挫，再轻挑出尖，使笔的末端，略成分叉形，用墨横轻竖重，字形结体宽绰，端庄平稳，表现出雍容大方，开阔雄伟之气概。存世的主要书迹有《祭侄文稿》、《自书告身》真迹、《中兴颂》、《东方画赞碑》、《颜家庙碑》、《郭家庙碑》、《多宝塔碑》等。
颜真卿的行草书，也是学习前人而独树新帜，《刘中使贴》，笔饱墨重，挥洒自如；《蔡侄季明文稿》，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柳公权，充分吸取了王羲之及初唐以来尤是颜书之成就。自创一体。其书法特点在于突出强调用笔之骨力美，但又没有留于干枯无肉，仍藏秀丽之韵味；在结构上，有工巧严密之特点，但又开阔而自然，其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六）宋、元、明、清的书法
继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在书法史上都有不小之成就，但毕竟追不上前代之盛。
总而言之，宋、元、明的书法偏重帖学而疏于碑版。
正如董其昌在《容台集》所说：“晋人尚书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此说虽不够全面，但可以看出，宋人书法是有其特色的。“取意”，在于敢于打破唐代后期以来日趋僵化了的格式和写法，大胆创新，无顾忌地表现出书家的个性和情趣。
影响最大的书法家有苏轼、董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其中，尤以苏轼继承前人而自创面貌。
苏轼作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词开豪放一派。书尤工行、楷，其师法“二王”，颜、柳、徐浩、李邕，杨凝式，上追晋宋晋贤，用笔丰腴跌宕，得天真烂漫之趣。存世主要书迹有《寒食诗贴》、《赤壁赋》、《李白二诗》、《醉翁亭记》、《天际乌云贴》等。其书法特点是，沉着，苍劲，豪放。
董庭坚的书法在用笔和结构上，较之苏轼尤为自由奔放，但也注意沉着和节制，《松风阁诗》是其代表作，苍劲雄峭，沉着痛快，不乏潇洒之意。
米芾书法比苏、黄更显自由，看似随意写成，很能表现宋代文人那种洒脱不拘之风味。其书作如《多景楼诗》、《苔溪诗贴》等，笔力雄建明快，结构自由而不散乱，后人很少能学得其风格。
苏董米蔡，大多是擅长行草书，大楷则较为逊色。
元代有赵孟頫、鲜于枢等，尤以赵孟頫为最有名，赵初学唐宋高宋赵构，中学钟，王诸家，晚法李邕，赵文才极高，书法衣被元代，影响了元、明、清三代，六体俱能，尤工楷行，所书与颜、柳、欧并举，世称“赵体”。赵体书法字体秀美，法度谨严，神采焕发，结体略取横势，重心安稳，撇捺舒展，取李北海之笔意，往往在楷书带有行书体态，著有《印史》、《松雪斋集》等
明代的书法，则长于小楷、行、草书。如李东阳的楷书，风骨端凝，但终以颜体为限。还有祝允明，文征明，行草书各有特色，虽有成就，但欠新意。明后代很有影响的董其昌，大楷自成一派，都显绵羽缺少骨力。明末的黄道周、张瑞图二人以写碑和章草扬名，把方折笔法运化在行草里面，但大楷少见，
清代书法，总观之，嘉道以前为贴学期，嘉道以后为碑学期。明清之交，明末移民中一些有气节的逸人奇士如傅山、石涛、朱茸等寄情于点画之间，创造了各具异格的书法艺术作品。清初书家大都在贴学内讨生活，能另碑天地的有郑燮，金农二人。郑燮以画家之笔法“作学”，金农“隶楷行草以天发神谶笔意运之”但这种书体严谨有余，生气不足，缺乏个性，相对僵化，因之有包世臣等人著书之说，大声疾呼提倡碑学。至嘉道后，贴学由盛转衰，碑学大兴，此期书家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汉魏晋各种金石文字，开拓了书法继承与革新之新天地，应该说这一时期是碑学学而不贴学不废的书法繁荣期。其最有成就者，当推邓石如、陈鸿寿、包世臣、何绍基、吴昌硕，康有为等人。所以说，清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而言，可以说是碑学复兴期。
综上所说，虽然宋、元、明、清的书法无法超越前代。但就其书家的个人修为，书法尚意，书艺风格之多变上看，给后人留下了颇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这是值得我们挖掘继承和借鉴的。
当今社会，处于大变革的转型期，难免人心浮躁，其实，生活的支点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只有在传统文化和书道、心法之间支撑和成长。师古尚文、练好内功，中兴贴学和碑学，淡然处之，清淡名利，打破体制双规的不平等状态，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严俊而迫切的课题。
通过以上所论，可以看出，中国书法艺术经过漫长的发展，这些发展，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经济的演变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书法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如：以晋代为代表的平和含蓄，以唐代为代表的刚劲雄建，以宋代为代表的自由豪放，宋以后的元、明、清之书艺，是这些风格的延续和发展，从李斯的《论用笔》，萧何的《论书势》，到王羲之的《书论》，张怀瓘的《书断》孙过庭的《书谱》，黄庭坚的《论文》、姜夔的《续书谱》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等，众多的书法家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书法杰作，而且在历久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形成、发展、丰富了书法理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都是中国书法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