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中的“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用来陶冶人心。用制度规范人的外在行为，用文学艺术陶冶人心，以此培养人精神中的高贵品格，从而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使中国发展成为礼仪之邦。
周文化在华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处在重要的节点上。周集夏、商文化之大成，创造了空前发达繁荣的中国文化，也是而后三千多年中华文化的根基所在。
文明生生不息：最早的“中国”
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记录周王修建洛邑之事，其中有一句话：“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现。
周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形成过程以及发达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何尊底部有一百多字的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洛阳修建东都成周的历史，印证了《史记》所载营建洛邑的史实。逨盘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辅佐西周12代周王的功绩，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的名号。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段清波认为，颛顼绝地天通是中国文化进步过程中划时代的大事，意味着中国文明从此诞生，国家开始从酋邦中孕育而生。人们相信，天上有一位统御宇宙的上帝，王是上帝在人间的合法代理人。以商王、周王和他的祖先为中心，王借助祖先崇拜而垄断神权，通过祭祀祖先达到和上帝直接沟通。王成为集治权与神权为一体的化身，政治地理的四方边缘异族政体拱卫着王的中心性。
段清波表示，考古发现，商周时期作为最高等级的王所使用的“亚”字形大墓，墓室中央棺椁中的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四条墓道代表着四面八方的方国，就是四方中心宇宙观的体现。有着相同理念的“亞”字形徽标图案在青铜器上也是屡有所见。
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明的思维方式逐步完成了从“择中”到“居中”，到“建中立极”的理论与实践，再到“中庸”或“中”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认识中国有三个角度，即历史、文化和政治。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在时间上，是一个发展变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点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制度上说，“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中国王朝和边界是变动的，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中心区域文化认同的清晰与稳定。决定中国历史的根本尺度是文化与文化认同。这就是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学说的基本思想——“民族的本质不是血缘而是文化”。
国家治理：法典与明德
所有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依据法律形式确认的财产所有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享有权。以文字形式确立法律条文，是国家制度发达的标志。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认为，记载有法律条文的青铜礼器，实质上是一部“法典”。周原出土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律判决书的青铜匜，与春秋时期的《刑书》、秦始皇的《秦诏版》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有关民事法律，西周已初具规模，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是往后历代制定法律的基础和依据。”王瀚说，大量法律铭文记载的所有权、契约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诉讼制度已相当规范。
周原出土青铜器中能集中反映田地契约关系的是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的铭文。三件铭文记载着某王三年、五年、九年大奴隶主矩伯、邦君厉和工商奴隶主裘卫进行的一场田地（林地）与珍贵手工产品的交易。“西周国家在政治机构和法律制度上已具备了当时发达国家的基础。”王瀚说。在西周金文中，土地赐封与交换转让内容的铭文不少，有俎侯簋、克盉、臣谏簋、旂觥、康簋、遣尊、敔簋、贤簋、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师永盂、格伯簋、大簋、散氏盘等。
国家治理，社会秩序的维持必须有章可循，对人们社会行为也要有规范，这种行为秩序，需要靠“德”来维护。西北大学教授谢阳举认为，“明德”是西周社会治理和文化哲学思想的一次飞跃。西周早期的大盂鼎、班簋铭文中，有“民”字出现。西周时期向天顶礼膜拜进而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天的主宰作用与人的作用统一了起来，越是不忘上天与祖先的教训，就越要致力于修德治民。因此周人提出了“民”与“德”这两个概念。大盂鼎铭文中的“受民受疆土”，就是历史的写照。
礼乐文明：延续中国文化
华夏民族正是随着华夏文化理论思维形态的形成而形成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认为，周礼就是典章礼仪，是周代完备的正典和法规，也正是周文化的主要内涵。
“礼乐制度”中的“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用来陶冶人心。用制度规范人的外在行为，用文学艺术陶冶人心，以此培养人精神中的高贵品格，从而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使中国发展成为礼仪之邦。
张岂之说，西周时期的“礼”，尤其是亲亲原则，就是“任人唯亲”。它承载了重要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功能。在现代社会的话语场景中，“任人唯亲”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贬抑，甚至等同于政治的落后或者政治的腐败。但是在华夏有朝有国的开端，“任人唯亲”却是具有正当性的分配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基本原则。“任人唯亲”原则，确保了已获取统治地位家族优势地位的血脉延续，从而“贵者恒贵”。而这些贵者，都是西周的皇亲国族。亲亲原则，把国家上上下下的政治生活，演变成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庞大家族的家族生活。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国一体，就这样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张岂之说，“需要强调的是，西周时期的家国一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国一体。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垄断了政治生活的参与权，垄断了普通民众通过政治渠道进入社会高层的途径。这和秦汉以后封建社会意义上的家国一体，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西周时代创造的礼乐文明和思想文化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源头。春秋末年，孔子对周文化仍然由衷赞赏：“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文化对当时的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独特作用。
以德配天、亲亲尊尊：意识形态影响深远
“西周意识形态奠定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张岂之认为，周朝的意识形态两大支柱，一是神权法思想，倡明君权神授，倡明贤德之人可以取代不贤之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也是一个充满内在危机和忧患的思想。二是礼制思想，“礼”塑造了统治阶级所期待的社会等级秩序并维系之。无论是君权神授还是“礼”，都内化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西周正统政治法律思想即意识形态对后世的影响，绵远而流长。
“以德配天的神权法思想，贯穿西周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张岂之说，以德配天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开启了从神权通向世俗的通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最终奠定于人事，即保民和爱民，其成熟形态为仁政思想。以德配天也为中国朝代的更迭伸张了合理性，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的绵延，人们对朝代更迭的认同，缘起于以德配天。
段清波表示，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统治思想的核心。当然在其后的时代，“礼”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发生移转，从西周之时主要作为政治权力分配功能的原则，到汉代以后转变为社会生活层面秩序塑造和维持的机制，但“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并未发生改变，反而得到巩固和强化。
中国古代社会经历多个朝代的更迭，但朝代的更迭似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统治家族的更迭，而在社会秩序、生产方面甚至社会控制策略方面，各朝之间却是承继和延续，且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不排除一些历史性的进步，如生产工具的更新和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等等，但这些进步却改变不了历朝在社会政治、经济统治上的同质性质。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持续2000余年之久？如果把古代社会视为一个绵延的整体存在，从其政治法律统治的思想，可以得到一些答案。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政制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超越了朝代更迭的思想体系，其自身包容了朝代更迭，蕴含了朝代必然更迭的基因，包含旧朝代灭亡的必然性和新朝代出现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