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对市场冲击大，但对艺术的创作可能有好处，它能使画家安下心来思考艺术创作的问题，而不是画卖多少钱。实际上，金融风暴让艺术家对市场与创作有清醒的认识：无论市场好坏，艺术家要一如既往地认真思考今天艺术创作的责任和使命。
在新的境遇下，艺术创作的使命很重
创作的问题远比市场的问题复杂。那么多人画过杭州西溪，都不如一部《非诚勿扰》介绍西溪的影响力，很多人看了电影后萌生到西溪去看看的想法。一部电影的号召力大大超过绘画。表现汶川地震，所有的绘画都慢了摄影多少拍？画家再去重复，将摄影画出来，已经失去感人的力量。而摄影让我们仿佛亲历现场感受到苦难。绘画因此沉沦吗？传统的艺术样式如何与新的文化形式竞争，吸引更多的观众？如何吸引青年观众去看画、品画，乐于沉潜在绘画的世界里，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但绘画的使命并不在此，绘画的使命在于创造性，将人类的思考与情绪通过视觉语言展示出来。在新的境遇下，我们要辨明形势，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全球境遇和本土文化之间的问题，在工业化背景下怎么处理好传统艺术和新的技术文化的问题，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人的城市化的问题，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市场与创作、时尚和人文关怀的关系。
以城市化为例，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芬·贝尔说：“两件大事影响21世纪：一是以美国为首的高科技，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说中国的城市化能影响21世纪？每年世界有将近40%的水泥投在中国，中国的城市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背后更深刻的是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比城市的城市化难得多。空地变成大楼很快，人变成所谓的城市人却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人的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使命很重。
库哈斯说中国改变了世界，却没有蓝图。为什么没有蓝图？中国的城市化是非常艰难的。中国的土地可耕种面积18亿亩，这是一个警戒线，13亿人口在18亿亩土地上生存，土地不能再少了。去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43%，略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中国每提高一个城市化百分点，就有将近1500万人口进城，这相当于再造一个上海。即使没有金融风波，中国的发展一样面临大挑战——城市化。只不过金融风波淹没了城市化的问题。上海世博会的主题“Better city,better life”，关注的就是城市如何使人幸福。我们看到很多高新技术开发区夜里成了无人的街区，原住民有的搬走了，有的仍然在那里，但留下的不是那里的主人。主人白天来，晚上就走。这样的城市有文化吗？它是家园吗？原来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搬到新楼里，早晨推开窗户，面对一片高楼，是什么感受？他们所面对的是他们的家园吗？我们曾经跟踪过民工返乡，他们在城市是异乡人，回去也是异乡人。
问题太多了，这些都远比谈市场重要得多。市场只是一种衡量艺术品的尺度，但不是唯一的尺度。今天的市场不以简单的样式出现，它化身为时尚——消费的风尚、艺术欣赏的风尚，这就使得市场变得扑朔迷离。当然市场所谓的风尚背后还是经济利益。艺术家的创作被时尚牵着走，仿佛很新潮，其实在新潮面前没有自己。艺术欣赏也是这样，好像你真心喜欢，其实是被媒体、风尚吹着走，大众很容易被诱导，很容易被传媒支配。市场、大众、风尚糅在一起，使文化显得繁荣，实际缺少时代创造性，出现浅表化的症候。因为要让大众看得懂，就要浅，要娱乐，要讨好。但是这在多大程度符合我们文化创造的本性？这都是艺术创作者应该思考的。
简单的迎合风潮，艺术工作者会越来越浅薄，越来越不能回应时代的深层次问题，和时代的经济大潮一样起起落落，失去时代特有的精神、文化价值。等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如果问这个时代究竟创造了什么？到时我们又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城市化影响美院招生和就业
中国美院2009年招生报名人数总体和去年持平。有一些专业比如建筑、新媒体、视觉传达非常热门。从招生报名能看出深刻的变化。这反映城市化的深层次的需求，以及学生对于视觉文化的认识。
美术类学生面临的就业问题不像其他的专业那么严峻，因为所谓单位的计划需求已经极少了，比如到中小学当老师。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尤其在城市化的形势下需要大量的文化工作者。这些人回应社会的需要，不是到单位去，而是以个体劳动者的形式。这是为什么北京有上百万的北漂。尤其是设计艺术方面，业态结构已经悄然变化。设计事务所和公司应运而生，为社会的种种需求提供服务。比如对外文化方面的很多项目已经交给专业服务公司，这些公司拿到项目之后，就有很多来自院校设计工作者围到他们的旗下。这是为什么今天的设计学院仍然有很多人报名。按道理设计是高投入的专业，一旦没有就业机会，报名人数就会锐减。这说明设计有基本生存的可能性。目前国内有1200多所高校开设设计专业，有120万学设计的在校大学生。我觉得这个数字坚持不了太久，接下来会出现优胜劣汰，差的高校很难招到优秀的生源。所以要做好业态结构的分析和设置，社会需要多少创造型人才，需要多少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创造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要分开。这个业态分析做好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比例就会合理化。把业态分析交给大学，这是不合理的，教育做不了本来是国家宏观部门的工作。不能大学招多了人就骂大学粗制滥造，招不到就让大学关门，大起大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大学面对竞争无疑第一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好的学生，只要有一个学生能在行业占一席之地，就能带出一支队伍。第二教学一定要面对社会服务，不能闭门造车，要使学生对今天中国的现实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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